纪录片《流浪北京》里面的主人公现在都怎么样了？

《流浪北京》的导演吴文光，被学界称为“中国独立纪录片第一人”。

《浪北》是他的成名作，从88年6月拍到89年10月，讲述五位自由艺术从业者来北京生活和创作的故事，作家张慈，画家张大力、张夏平，摄影师高波和导演牟森本色出演。

1953年到1989年间，“盲流”这个词，在我国专指那些脱离户籍管理并自发迁徙到其它城市谋生的人，全称叫“盲目流动人口”。

《浪北》里拍的五个人，都算“盲流”，那时候，还没有“艺术家”。

电影收尾，字幕给出了五人去向，四人出国，一人留京。

如今三十年已过，不知各位在从“盲流”到“艺术家”这条路上，走通了多少。

张慈形容她的童年，用了一个词——残酷。

1962年，张慈生于云南玉溪。她8个月大的时候，被爸妈送给外婆抚养。整个童年时期，她见到父母总共不超过5次，26岁以前没喊过妈。

张慈父母之间感情很差，父亲脾气暴躁，母亲软弱自卑，这段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。

好在外婆待张慈很好，从不打骂。她饿的时候有饭吃，回家的时候有开着的门和灯。

别的孩子出去玩，背着弟弟妹妹，张慈一个人，外婆就给她背只鸡，这样张慈可以“跟鸡说话，叫它姐姐，给它讲故事”。后来，这只鸡被大人宰了吃了。

1979年，张慈以新平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。

张慈在云大的时候，就跟别人不一样。她是学校第一个穿牛仔裤的，也是唯一留披肩发的。那时候，张慈在《他们》等先锋杂志上写诗，跟于坚、姚霏并称“云大三剑客”。

张慈还是云大中文系电影小组的成员。大学四年，她把昆明电影局播的片子全看遍了，甚至于她毕业论文都在讨论“电影怎么从现实影像演变成蒙太奇并形成故事”，题目叫《法国电影的蒙太奇手法》。

1983年，张慈大学毕业，被分回云南当《个旧文艺》编辑。每天朝九晚五，她烦透了，想跑。

电影里张慈第一次张口，抱怨的就是这段：

1987年，张慈揣着户口本拖着皮箱来到北京。

有段时间，张慈住海淀区新胡同4号，在圆明园那边，离北大很近。她常去北大澡堂洗澡，朋友来就带去学校食堂吃饭。她说有时候外国人来了，觉得好奇，说他们这儿挺好。

电影里，张慈说到此处，又哭了，对着镜头特委屈：

张慈在北京确实过得不好。除了写作，她还在《光明日报》和《经济日报》兼职，干三个记者的工作量，只拿一半工资。经常没钱治病，也没米下锅。

88年，张慈在昆明大街的冷饮店里认识了一个美国航海家，大她很多。三个月后，张慈跟他去了夏威夷瓦胡岛。

两年后，张慈二婚，丈夫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。此后，她定居硅谷帕洛阿图镇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当起家庭主妇。但她没丢下写作，也去做其他新的尝试，甚至还拿过一个美国的木匠证书。

2013年，张慈回到她的出生地——云南哀牢山南部元阳老城——创作小说。当时母亲病重，吃了10包过期老鼠药自杀未遂，张慈照顾母亲的同时，拍下这段难言轻松的时光，后来电影取名《哀牢山的信仰》。

2015年1月，在斯坦福联谊会派对上，斯大明星游泳运动员Brock Turner性侵了一名醉酒女生。

隔年，法官只判罚Turner6个月监禁，引发民众抗议。被侵害女生最终以真名示人，她要“reclaim”自己的名字，而不是作为某一个受害者存在。

她这样说：

这个姑娘叫Chanel Miller，中文名张小夏，张慈的大女儿。

时光虽不可倒流，但勇敢后继有人。

一头长发的张大力面对电影镜头异常温和，他坦言靠卖画在北京生存不现实，说当时中国人达不到这个水平，有买画的钱还不如买个锅勺子炉子什么的。

唯有谈到画画本身，他语气坚定：

“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直到死。”

大力1963年出生于哈尔滨，他7岁开始画画，12岁就立志当艺术家。

83年，大力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（现清华美院）。毕业后，他不想分配回东北，就寄宿在圆明园附近的教养局胡同当“盲流”。

当时大力经济状况很差，连温饱都成问题。有段时间兜里实在没钱，只有一辆二八大跨，他中午睡起来就跟牟森去同学家蹭饭，蹭完中饭换地方蹭晚饭。

1989年初，大力活得憋屈，去了趟西藏，从格尔木到拉萨，跟牧民坐那种没窗户的长途汽车。同年7月，他出国，目的地是当时意大利女友的故乡博洛尼亚。

到了博洛尼亚，文化不融，语言不通，大力开始闭门造画。偶尔有参展机会，西方观众也都是抱着猎奇“东方水墨”的心态去看，完全不是对待艺术品的态度。

92年开始，大力把水墨画放下了，因为这种脱离真实生活体验的创作，很不社会。他盯上了涂鸦，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思想的手段。

1995年，大力回国，把涂鸦带到北京。

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北京正在热火朝天的拆改建。人们忽然发现，有些待拆墙壁或立交桥下出现了一人高黑漆喷的“大人头”——侧脸、光头、高额头、厚嘴唇。

这是大力匿名画上去的，他管这个叫“对话”。用他的话说，“在我之前中国是没有涂鸦艺术的，是我第一次把涂鸦艺术画在公共的墙上”。

97年6月，警察找来了。

大力当时住东四十二条，属东城区，来的也是东城的警察。他还没来得及开门，人就挤进来了。警察出示完证件，满屋子转悠一圈，然后坐下，看着大力的眼睛，突然问：

大力说不是，但心已经虚了。他拿出毕业证，解释自己是个画家，美院毕业的，这是一种叫涂鸦的现代艺术，国外很普遍。

后来，这个警察又找过他三回，问他，香港要回归了，你弄这个什么意思？

再后来，改成管胡同的片警找他。片警年轻，警校毕业，跟他聊起画画的事儿，发现大力确实不是流氓，就跟他说，你在家画什么都没事，但你到外面画，给我们增加很多麻烦。让他逢年过节或者五一、十一的就别出去画了。

还有一次，大力去拆迁区，人家以为他来拆房子，拿着大木头棍子就要打。大力说我是来画画的，对方说：

07年以后，“中国涂鸦第一人”张大力不涂了，他说原来反抗的人成了当今文化主流，涂鸦已经变质，失去了原始的力量。

大力在东北国营大厂的生活区长大，对工人群体感情特殊，他有过一系列民工主题的创作。

其中最出名的，是《肉皮冻民工》。

有一回大力路过建筑工地，发现许多民工买肉皮冻吃，因为这东西便宜还有肉味。他当即决定，就拿这材料弄。

大力先找来真正的民工，把头用石膏糊住灌模，然后倒置模型，顺脖子往里倒肉皮冻、下水肠子和方便面，再把模敲碎。等重的东西沉下去，“人头”就好像长了脑子。

大力做完30个，由于不好保存和展示，他改用树脂，又做了100个，改名叫《100个中国人》。

再往下，灌头不过瘾了，开始灌全身，用玻璃钢灌，展出时倒吊，极震撼。

大力还有一套引发巨大争议的作品，叫《我们》。材料直接祭出尸体，三男两女，摆成过去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经典动作，如工农兵造型、董存瑞炸碉堡、洪常青勇就义等。

这些年，大力工作室搬过好几回，从798的草场地到崔各庄的黑桥，再到更远的顺义北务。

如今，干遍了水墨、雕塑、影像和油画的大力正在潜心钻研“蓝晒”技法，打算“用大自然的手将图像印刻在纸上”。

毋庸置疑，除了发型，张大力肯定是比当年更艺术了。

《浪北》里最耀眼的金句，是夏平抖的：

张夏平，1961年5月生，云南昆明人。74年进入云南艺术学院学习。78年分配到昆明市歌舞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，83年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学习，85年病退。

夏平跟大学时期的“叶帅”叶永青——画作《鸟》拍出25万，《伤痕》拍出100万——谈过一段恋爱。分手后，她从昆明坐火车去北京，途中遇到了奥地利年轻游客谢塞尔，与其一见钟情。

当晚火车熄灯后，夏平钻进了谢塞尔卧铺车厢的睡袋。然后灯亮了，“周围站满了警察，车厢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各种谩骂声”。

火车到站，两人被移交北京警方，审讯过后，夏平被学校老师保释。

随后四天，夏平和谢塞尔手牵手游览北京。白天探索古都，夜晚探索彼此。

然而很快，夏平躁郁症加重，退学回昆明养病，并因为“作风问题”遭到父亲掌掴。另外，她还发现自己怀孕，并做了引产手术。

那头，已经回奥地利读大学的谢塞尔听闻这些非常难过，但苦于经济不独立，他让夏平等五年，肯定回来娶她。

86年，夏平遇到踢球的公务员李曙，爱情再次萌芽。两人很快结婚，但不到两年，婚姻破裂。夏平曾在微博里提过李曙，说“我和他没缘”，“那时太年轻了”。

88年，夏平又流浪回北京。89年9月，她在王府井校尉营胡同5号中国美院画廊举办个人画展，成为第一个在北京开个展的昆明籍画家。

展出第二天晚上，夏平在肯德基吃饭时再次发病，等吴文光和牟森赶到，人已经被控制在后面厨房仓库了。

当晚，夏平被送往急救中心，然后转送北京安定医院。

次年，谢塞尔返京还愿，把夏平娶回了奥地利。

夏平跟他说这五年来的一切，他都选择不信，“离开中国之前，谢塞尔把她的药物全部扔到抽水马桶一冲了之”。

这段婚姻维持了22年。

夏平说自己“最好最完善”的作品，是98年创作的《黑白》系列。当时她经济拮据，疾病缠身，但处于创造力高峰，正在萨尔茨堡国际美院最后一次跟委内瑞拉大画家Borges学画。

夏平有一些静物画，普通人也能欣赏。这些画尺寸很小，色彩鲜艳，都是果实、花朵和小动物等生活俗物，看着让人高兴。

她还曾多次画过自家门口的一盏小灯，小灯经常在黄昏被点亮，整夜散发微光。2016年5月21日，夏平在昆明青云街7号文达画廊办画展，这是她的首次国内个展，名字就叫“唯一的光”。

这个在电影里一连爆粗16个“他妈的”的叛逆的海报姑娘，如今的微博签名却是：

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。

五位主角里头，高波是唯一笑着聊天的：

1964年8月，祖籍哈尔滨的高波出生在四川德阳。上小学的时候，他中了“芬奇画蛋”故事的毒，开始自学素描，从72年一直描到79年中考。

结果中考当天，成都考场太热，高波中暑了。

等他缓过神来，已被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录取。他在这里学习绘画基础，并接触到了梵高和塞尚的印象主义。

83年，高波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入学7天后被推荐转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（现清华美院），学习平面设计。

84年，高波他们班跟着老师吴冠中去九寨沟写生，一路上高波净忙着借同学相机拍照，没顾上画画。正好这回命题没限制材料，他就把洗出来不错的照片当作业交了。

别的老师看了很愤怒，要给他不及格。吴冠中拦住了，说：

85年，有回上完人体写生课，高波拍了一卷画室主题的彩色负片，寄去参加“全国春季彩色摄影大奖赛”。

那比赛阵势挺大，有5万人参与，但作品多以赞美春光和歌颂改革开放为主。高波出奇制胜，拿了一等奖，奖品是一台价值两万多的哈苏相机。

87年，高波把没发票的“哈苏”卖给一个成都人，卖了不到一万。他拿出两千多淘了一台二手宾得，然后揣着剩下的钱去了西藏。高波途经珠峰、纳木措、阿里无人区等地，拍了一系列照片，取名叫《云游的日子》。

89年底，德国人出版《云游》摄影集，光定金就给了2000美元。同年，高波斩获法国首届佩尔尼昂VISA国际摄影节金奖，随后留法，直到95年回国。

97年初，贝聿铭邀请高波为他拍摄告别建筑生涯的画册。为拍全贝老代表作，高波15天跑了6个国家。最终《贝氏实本》(I.M.PEI Essences)纪念性画册问世，限量500册手工线装。

98年，德国教科文组委会把《贝氏实本》评为“世界最美的书”。

到2000年，功成名就的高波决定不搞艺术了。面对商业化大潮，他不想把信仰“廉价卖了”。他开了家建筑设计公司，开始挣钱，一直挣到2009年。

重回摄影的高波改用“波木”署名，以此作为其艺术生命的新标签。他造了一个词，叫“裸思主义”，Lostism，就是“Lost（迷失）+Laotse（老子）”。他解释，人需要迷失，跟《道德经》开篇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一个意思。

2016年，“裸思者”高波把他的作品集结成书，出了一本手工“大”作——《高波摄影西藏1985-1995》，书的序言是恩师吴冠中三十年前写就的。

如今，高波工作坊安在北京昌平区的上苑村超过20年了。置身其中，仿佛走进一座艺术殿堂。

他家有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椅子、路易十六时期的茶几、1911年的布罗德伍德钢琴、南方旧宅里的东阳木雕、伦勃朗的铜版肖像画原作、吴冠中的序言手稿......

谈及家里这些珍稀装饰，高波说，这都是从法国运回来的‘旧破烂’和中国的很多‘老破烂’，东西都很普通的，只是混合在一个恰当的环境中，显得高贵。

对于08年卖了北京CBD和朝阳公园房子搞艺术的高波，他可能还真是这么想的。

牟森是上世纪中国实验戏剧的开拓者，但比起曾与之并称“双M”的北师大同学孟京辉，他似乎并不太为大众所熟知。

牟森大学上了6年。他80年入学，大一混完跑回老家辽宁营口休学，隔年回来赶上中文系学制四改五，只好86年才毕业。

84届同学毕业那年，找牟森给他们排戏留念，牟森排了西德作家埃尔文•魏克德的《课堂作文》。恰好当时北大张玉书教授来看，问牟森要了剧照，说要拿去德国给魏克德祝贺七十大寿。来年春天，张教授果然带回了魏老爷子的亲笔回信。

正是这封回信，坚定了牟森从事戏剧工作的信心，也让他萌生了去远方的念头。

如他所愿，86年牟森毕业，被分配到西藏话剧团，女朋友也跟着去了西藏电视台。

心灵洗没洗干净不知道，反正对象很快洗没了。

次年，被踹了的牟森逃回北京，创办当代中国首个民间戏剧团体——“蛙”实验剧团，并排演尤奈斯库的荒诞名作《犀牛》，团员孟京辉担任主演。

《浪北》采访时，牟森正在排奥尼尔的《大神布朗》。面对镜头，他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：

这个梦想，成真于93年的《彼岸》。

那时，牟森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钱学格教授邀请，正在学校主持一个演员实验训练班，结业剧目是高行健的《彼岸》。

为这部戏，牟森请了冯远征等名师来指导，并拉着30多个年轻学员一连排了5个月，每天排8到9个小时。

《彼岸》在北电排练室演出时，轰动京城艺术圈。张楚看完，现场弹吉它给同学们唱《姐姐》；崔健看完，创作了同名歌曲《彼岸》。

《彼岸》成功后，牟森被布鲁塞尔国际戏剧节的创办人看上，成为戏剧节唯一委约导演。94年，牟森带着话剧《零档案》亮相第一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，随后开启近百场世界巡演。

此时，他不仅拥有了自己的剧团“戏剧车间”，还带着它走向了国际。

同年，牟森排过另外一出短命话剧，叫《与艾滋有关》，在中戏北边的圆恩寺影剧院演的。

剧场设置成施工现场，有人支大锅蒸馒头，有人上公共厕所，有人小卖铺喝饮料，有人在阳台歌唱，有人家里宰猪，有人山坡放羊，整个舞台混乱而污浊。

观众们看不懂，还指着一个留长头发的、秀气的男演员骂街。那个男演员，是变性之前的金星。

98年的时候，牟森觉得排戏“不能一个比一个好”，“不能超越自己”，他选择了退出。之后那些年，他拍广告，干制片，做网站CEO，写历史专栏，当中国美院媒介展演系主任，甚至还在12年金马奖最佳影片《神探亨特张》里，饰演一名小饭馆里的丢包男。

二十年疏忽而过，牟主任再回戏剧舞台，是要还刘震云一个人情。

他俩在95年相识。那一年，牟森把刘震云的《故乡天下黄花》排成话剧，带到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参展。但牟森对这部作品始终不满意，觉得愧对震云哥，这事儿他记了23年。

2018年，鼓楼西剧场四周年，创始人李羊朵要排一部大制作戏剧。她找到之前合作复排《红鲱鱼》未成的牟森，说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舞台剧改编权在她这儿，问他要不要导。牟森接了。

光剧本，牟森就改了七遍，从最初的8万6千字删到只剩2万，他还带队跑了两趟河南延津，第一趟出砀山入太行走了9天3000多公里，第二趟拜访了刘震云旧居和故事中的教堂。

《一句》剧组设在精英集团的沙河剧目创排基地，基地远至荒凉的昌平西北郊，地铁倒公交还要步行20分钟才到。

在这里，55岁的牟森和全体演员同吃同住三个月，每天从早9点排练到晚10点。

2018年4月20日至22日，话剧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，除了沿用电影版主演毛孩，其他演员均为“素人”，有老豫剧表演名家，也有戏曲学院刚毕业的小孩儿。16名演员，演了60多个角色，全部说河南话。

首演那天，刘震云在下面几番落泪，牟森就坐旁边看他哭。后来牟森半开玩笑地跟记者说：

从先锋戏剧到回归正典，谈到改变，牟森有一段自我总结：

90年夏，吴文光跟牟森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喝酒。喝到半醉，牟森问他，《流浪北京》的续片还打算拍吗？吴文光说打算。牟森说，好，不过那时我肯定不在北京了。

三年后，续片《四海为家》开拍，牟森去过多地，但此时仍住北京，吴文光跑到美国、意大利、奥地利和法国，寻访另外四人。

这部电影在网上难寻片源，根据零星的一点消息，似乎主角们都减少了对于艺术的疯狂追求。尤其两位女性，她们各自生了孩子，成为周末陪着丈夫去教堂的家庭主妇。

然而，当时间轴从五年拉长到三十年，我们却从中窥探到了更多。

有人传承，有人转型，有人坚守，有人进化，有人回归。但没有人，在那个通往艺术的岔口，向平庸调头。

部分参考资料

[1]《作家张慈：在巨大的痛苦里找到巨大的力量》， 东方早报

[2]《涂鸦、肉皮冻与尸体：张大力的惊悚艺术史》， 99艺术网

[3]《80年代，青春流过护城河》，鲁豫有约

[4]《高波（波木）：迷失就是方向，用影像超度人生》， 雅昌艺术网

[5]《牟森：四十岁后，“杀心”落》， 北京青年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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